“美式童年”两百年：理想童年应由孩子来定义
李淼，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助理研究员，南都观察特约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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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社会阶层的家长都对育儿问题充满无奈和忧虑。他们的生活中充斥着各种育儿指导书籍、早教知识、兴趣班报名表、学区房和出国留学宣讲会信息。这是对适者生存的现代社会的正面回应，折射出对子女社会经济地位向上流动的期望，同时凸显了家长与子女之间不平等的代际关系。
中国的儿童和家长也承受着来自学校的巨大压力，家长们无法理解为什么很多中小学教师把批改作业的工作转移给他们，这项工作本应是教师的分内职责。
童年是育儿专家、教育学家们热议的话题。反思童年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意涵及其对应的育儿策略时，一大串诸如独立革命、民权运动、工业化、全球化等表现社会结构变迁的抽象语词会顷刻间生动起来。
美国加州州立大学伯克利分校历史系教授保拉·法斯(Paula Fass)敏锐地发现，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历史学家竟忽视了童年这一重要领域，原因不是“儿童没留下什么可供分析的资料”，而是社会对儿童作为一个独立人生阶段的长期漠视。
法斯在《美式童年的终结》一书中展现了历史学家拿捏史料的精湛技艺，通过呈现美国200多年间(1800-2015年)日常生活的琐碎细节，勾画了美式童年的消亡、育儿观念的演变。
发掘“童年”在历史中是如何被界定和机制化的，是法斯近二十年的学术志趣。在她看来，美国文化虽是西方文化的重要组成，但美国儿童的童年经历和美国家庭的代际关系与其他西方国家极为不同。这源于父权制在这些社会中的作用程度存在着显著差异。
▲ 美国乐队Imagine Dragons《America》的MV截图，左图为孩子们跟随父亲剪草机的“路线”，右图为父亲给儿子理发。 © Imagine Dragons
在其他西方社会，根深蒂固的父权制奠定了男性在夫妻和亲子关系中的绝对支配地位。然而，美国独立革命削弱了父权制，促使法律规定妇女在家庭事务中承担积极角色，她们被社会建构为抚养儿童的最佳人选，但儿童习得独立品质的榜样人物仍是父亲。同时，在家庭中，儿童被赋予了话语权、选择权和自主权。无论男孩女孩，家长将他们培养成独立、自由、善于表达观点的人。
由于劳动力短缺，19世纪初期至中后期，儿童必须承担家务劳动，甚至去工厂做工。斯蒂文·明茨(Steven Mintz)在《哈克的木筏：美国孩子的童年史》中有很多对儿童从事家务劳动的描写。在承担繁重劳动的同时，儿童也获得了极大的自由，自由的童年意味着家长更少的控制。法斯感叹道，那时美国儿童所拥有的自由是今日难以想象的，甚至被父母允许独自在外过夜。
法斯以美国第18任总统尤利西斯·格兰特的童年经历为例，说明何为“美式童年”。格兰特出生在俄亥俄农村，11岁开始承担犁地、种植、饲养等家务活。因为表现出色，他成为格兰特家族的重要人物，也赢得了自由——父亲允许他按照自己的想法饲养马驹，也没有强迫他子承父业学习皮革制造。
拜访了俄亥俄农村后，法国政治社会学家托克维尔指出，美国家长与子女之间的平等关系是在欧洲国家不可见的——美国儿童肩负很多家庭责任，学会了承担自己行为的过失，因而能更早更快地过渡到成年期。
童年经历培养的能力和信心铺就了格兰特进入西点军校及此后的人生。通过查阅大量史料，法斯证明——格兰特将军的童年故事代表了与他同时代的很多儿童。
▲ 美国第十八任总统尤利西斯·格兰特（1822-1885，任期1869-1877），1843年于西点军校（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并参加过美墨战争。 © Library of Congress
简言之，“美式童年”意指拥有独立意志和自由品格、受家长有限控制和监管(指不压抑儿童潜力的)的童年。18、19世纪，美国人认为不经历“美式童年”的儿童是不正常、需要被矫治的，但它或许只属于美国白人，当时(甚至现在)大量的移民、奴隶(独立革命时期，奴隶儿童占美国儿童总数的1/10)儿童肯定无法体验。
19世纪后期，著名慈善家查尔斯·巴瑞斯开启了“孤儿列车”，将上万名城市流浪儿童送往西部农村的领养家庭，以培养他们“有纪律的独立性”。移民儿童的童年也与所谓的“美式童年”大相径庭。移民家长持有源于自身文化身份的育儿理念，为美国社会所误解和不接受。法斯本人就出生于移民家庭，3岁半时，从德国集中营死里逃生的父母带她来到美国。这段人生际遇使她对美国移民儿童经历的非“美式童年”抱有强烈共情。
法斯对“美式童年终结”的缅怀，也是对当下儿童不甚自由、被家长过度管理和规划的人生的控诉。18世纪至19世纪初期，婴儿的高死亡率使美国家长深感子女的命运不定，产生强烈的宿命感。现代医疗技术的飞速进步则强化了家长对子女的控制欲，出现越来越多管理和干预子女人生的“直升机家长”。然而，家长、育儿专家和教育学者们在不断加强对童年监管的同时，也在为如何保护和培养个体生命的独立性而忧虑。
从历史的维度来看，所谓关注个体生命的现代教育理念，无非是“美式童年”这个文化遗产的复制品。
19世纪中后期的美国民权运动再度定义了“童年”的本质、厘清了童年与成人期的边界。民权运动中，大量重获自由的奴隶儿童进入公众视野。同时，工业化浪潮中出现的童工工作环境恶劣等问题，使美国社会惊觉，家长在保护儿童方面存在着局限和不足。儿童被定义成应该被照顾和监管的对象。自此，这种新观念衍生出很多关于儿童与家庭育儿的立法、产生了一大批儿童福利机构。
▲ 在佐治亚州的作坊中，童工要踩在细纱机的架子上才能继续工作。 © The History Place
另一个显著变化是学校教育的普及，上学不再是家庭的自愿选择，而是法律规定的强制义务。很大程度上，学校阻断了“美式童年”中家庭与社会之间的密切联系。
首先，学校扩展了儿童的活动空间，为终日相处的儿童建构同辈群体文化创造了条件。一些深受同辈文化影响的儿童越来越排斥学校和家庭。可以说，学校将童年与家庭分隔开，家长与儿童童年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
其次，著名教育理论家约翰·杜威意识到，儿童很难从学校获得真实世界中的实践知识。学校教育充斥着照本宣科和死记硬背，不仅脱离现实，也消磨了儿童的自觉精神和民主意识。但是，杜威并不宣扬回归“美式童年”，而是致力于为儿童建立“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的美好童年。
一个有趣发现是，以为能控制和指导子女人生的家长们正慢慢失去控制能力。19世纪中期，育儿专家、儿科医生、预防青少年犯罪专家等都曾将家长视为同盟，认为家长有能力保护和教育儿童，只是需要一些专业的帮助和提醒。现在，专家却普遍贬斥家长缺乏育儿技能，只有他们谙熟的科学育儿方式才能为家长祛魅。
直到20世纪中期，专家们才公开宣称，隔代抚养是落后的，祖父母们陈旧的育儿观念不应主导现代家庭。更极端的是，行为心理学家约翰·沃森曾控诉——大多数家长都该被指控，他们对儿童进行着残忍的心理谋杀。
▲ 由祖父母照顾的孩子。 © Alamy
专家的知识话语建构出了一个所谓“正常的”童年，认为为子女营造这样的理想童年，家长责无旁贷。与“美式童年”相比，这种自20世纪影响至今的“正常”童年观将童年期大大延长，从童年向成人的过渡变得更加复杂和险象环生。
在推广“正常”童年的“社会运动”中，政府是最主要力量。20世纪20年代，美国儿童局向全国家庭散发指导手册，敦促家长以恰当的方式养育儿童。普及育儿策略的杂志和书籍层出不穷。“管理童年”是这场“社会运动”的核心，其目的是将儿童的日常行为、情感表达、衣食起居等童年的所有方面都纳入到家长和社会的监督和管理中，将童年规制为整齐划一的模式。然而，“管理童年”的代价异常沉重，它阻碍了儿童独立意志的发展，并很可能限制儿童自发地摸索出适合自己的成长路径，而这恰恰是“美式童年”理念的精髓。
为了“管理童年”，家长们陷入长久的忧虑和恐慌。他们担心子女不能获得正常的发展、拥有正常的童年，因为现代社会存在着太多导致童年不正常的诱因。家长为子女的生存安全而忧虑，更为成就子女的成功人生而忧虑，却忽略了减少一些控制可能会为子女创造出发挥潜能的空间，经营出独特的、最适合自己的人生。这正是法斯所哀叹的“美式童年的终结”。可是，什么才是最理想的童年？
在现代社会，一些经济较差家庭的儿童正在经历着小格兰特那样的“美式童年”，但这种童年早已被重新定义为不理想、不合理。与之相反，仅从提升儿童未来经济地位这一点来说，社会和学校显然更推崇中产阶级家庭的育儿方式。
安妮特·拉鲁(Annette Lareau)在《不平等的童年》中描写了12个美国家庭的育儿模式，指出中产阶级家长大多是“直升机家长”，以“协作培养”的方式养育子女。这些家长投入大量的物质和社会资源为孩子精心安排各种课外兴趣活动，发掘和培养孩子的才能和独立见解，并积极干预学校等公共机构的日常运作，使之最大限度地满足其子女的个性化需求。
在经济较差的家庭，孩子则是“自然成长”的，家长让孩子们自行打发闲暇时光。家长与学校的关系十分疏离，很少主动向学校和教师咨询。其实，每种育儿模式都各有优缺点，任何一概而论的判断都是偏颇和危险。家长干预过多的“协作培养”模式能培养儿童良好的学术能力和协商技巧，但也有可能消磨儿童学习的热情、因意见不合使亲子关系紧张。家长干预过少的“自然成长”模式也并非全无优点，它能培养儿童的独立性和创造力，建立紧密的亲子关系。
在我国，受家庭经济条件的影响，家长在子女教育中能够调动和使用的资源存在着较大差异，但大多数家长都是“直升机家长”。每个社会阶层的家长都对育儿问题充满无奈和忧虑。他们的生活中充斥着各种育儿指导书籍、早教知识、兴趣班报名表、学区房和出国留学宣讲会信息。这是对适者生存的现代社会的正面回应，折射出对子女社会经济地位向上流动的期望，同时凸显了家长与子女之间不平等的代际关系。
▲ 2015年8月26日，湖北省孝感市云梦县实验幼儿园，众多家长冒着骄阳高温为新生报名，有的几乎是全家出动，场面十分火爆。 © 梦泽晨歌
在这种不平等关系里，家长是子女成长的掌舵手，子女很难有机会发表对自己人生走向的看法。这种“管理童年”的育儿模式在为一部分儿童铸就成功的同时，也给很多儿童带来了不愿回顾的经历。在《特权的代价》中，玛德琳·莱文(Madeline Levine)记述了一群享受着优越物质条件、不堪忍受父母施加的压力的孩子，他们时常感到孤独、不快乐，有人甚至患上严重的生理和心理疾病、无法正常学习和生活。笔者也曾听到很多中国儿童这样描述自己的童年，“我（在物质生活上）很幸福，但我（在精神生活上）不快乐。”
我国儿童和家长也承受着来自学校的巨大压力。家长们无法理解为什么很多中小学教师把批改作业的工作转移给他们，这项工作本应是教师的分内职责。如果家长的批阅没达到要求，还会遭到教师在家长微信群里的点名批评。还有家长要在忙碌了一天之后，傍晚继续埋头为孩子誊写手抄报、制作PPT，他们不明白教师为什么让小学生完成这些力不能及的任务，结果只能由家长代劳。
值得关注的是，这无疑是对“家长参与”理念的不当强调和曲解，不仅彻底偏离了培养儿童独立性和创造力的初衷，而且全然忽视了不同家庭的教育诉求。要知道，对于那些教育程度较低的家长来说，批改作业是何等困难，学校的不合理要求加剧了这些家庭的弱势处境。
我不赞同时下育儿方式所极力营造的所谓“美式童年”。这是不切实际、不合情理的，因为社会情境的复杂化已经瓦解了“美式童年”的存在基础。在书中，法斯细致地梳理了“美式童年”的消亡史，这使我们反思：童年的本质到底是什么？
▲ 2014年7月16日，山东省济南市，孩子们忙着参加着各种补习班和兴趣班，家长也没清闲，上学下学陪伴左右。在古筝加强班门口，家长们张望着希望能时时关注着自己的孩子。 © 赵晓名 / 视觉中国
要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珍视和践行“美式童年”理念的精髓是十分必要的。法斯跟许多热衷于怀旧的家长们一样，在对现状感到不满时，难免会将过去的育儿观和前人的童年经历浪漫化，其结果是夸大了“美式童年”的优点，贬低了现代育儿方式的优点。即便如此，“美式童年”理念仍有值得推崇的方面，那就是它对儿童聪明才智的充分肯定，它将家长视为儿童生命成长的合作者，家长要尊重和倾听儿童的诉求，与儿童一起实现孩子自己设想的美丽人生。
育儿观念变迁的历史轨迹已经证明，育儿权力的拥有者从家长扩展到了包括学校在内的很多公共机构和组织，育儿从一项纯粹的私域之事扩展至同时关涉公域和私域。在由学校等公共机构定义着何为理想童年的今天，很大程度上，学校和教师掌握了话语权，家长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参与者。“直升机家长”误以为自己能全面掌控子女人生，实则不过是外在教育目标的忠实信徒和坚定实施者。
作为传递文化知识的主要机构，学校经常陷入倡导某种单一教育模式的境地，这必然无法满足每个学生的教育需求，难以做到“因材施教”。要想践行“美式童年”的思想精髓，学校和家长都要转变为儿童生命成长的合作者，在尊重儿童和家长对教育个性化认知的基础上，信任儿童的天分和智慧，共同推动和助力儿童的未来发展。
与其说《美式童年的终结》在哀叹美好童年光景的逝去，不如说它是对现代教育忽视儿童在自我生命历程中主体性的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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